律师的坏处(公司律师、公关、高管、健康管理员是无意义的工作吗？)

在人类历史上95%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我们的工作置于近乎支配的地位。我们大多数人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远远多于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日常生活要围绕工作来安排。不仅如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往往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进而影响我们的志向、价值观和政治倾向。那么，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呢？人与工作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人们是如何作为生产力工具参与经济增长的？

目前，我们正处于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物理技术共同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被告知，它将带来指数级的变化，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革命。在工厂、企业和家庭中，越来越多的任务将由算法驱动的物联网来完成，但除了这个事实，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这场技术革命未来会如何演变。显然，正如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人类从史前到未来的转变》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人工智能的设计能力甚至超越了人类，把我们的工厂、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变成了魔鬼般的车间，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手无所事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似乎被自己的聪明所欺骗。

真的是这样吗？苏兹曼指出，几十年前，我们已经达到了凯恩斯计算的达到所谓“经济天堂”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水平。虽然我们已经超过了这个门槛，但今天大多数人仍然像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样努力工作。这到底是为什么？苏兹曼说: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实际上比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要有趣和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工作的内涵不应该局限于试图解决经济问题。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特将那些除了让人做点什么之外没有明显社会价值的服务归类为所谓的“狗屁工作”，包括公司律师、公关、高管、健康管理员、学术管理员和金融服务提供商。他认为这些工作“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必要、有害，甚至从业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价值”。不过，苏兹曼认为，对于那些从事所谓“无厘头工作”的人来说，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有些人却从中找到了满足感、方向感和成就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自己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或者把祖先传下来的平庸技能变成了类似艺术的东西。

我们应该如何真正理解工作？以下内容摘自《工作的意义:人类从史前到未来的转变》，已获出版社授权出版。

《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迁》，作者詹姆斯·苏兹曼，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

原作者[英]詹姆斯·苏兹曼

摘自何安安

1977年，伊利诺伊州的公务员本·阿伦森(Ben aronson)因内出血晕倒，随后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进行手术。他把自己的病归咎于工作压力，并向《佛罗里达联合时报》的一名记者解释说，他特别担心，因为他的综合休假和病假权利只有四周，而他的医生坚持认为他身体虚弱不能重返工作岗位。

患过劳死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他的报道之所以能引起记者的关注，是因为他的心脏问题是工作不足造成的。

在他晕倒前几个月，雇主试图第二次解雇他，第一次发生在几年前。在这两起案件中，阿伦森起诉他们非法解雇，法院做出了两项有利于他的判决，并命令他的雇主给他复职。雇主答应了，但在他第二次复职后，雇主似乎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告诉阿伦森，他仍然可以拿到173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7500美元)的月薪，但不会让他承担任何责任。然后，他拿走了他的办公室电话，指示收发室不要投递或接收他的邮件，并指示其他员工不要理睬他。

可惜的是，阿伦森因为不能做有意义的工作而生病的故事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记者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因为因病缺勤而被解雇。其实很多人都能在阿伦森的亲身经历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有些人梦想拥有一份没有责任的高薪工作，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一旦这种新鲜感完全消失，他们就会怀念这份工作的结构，怀念社区，怀念从中获得的成就感，无论他们的工作多么平凡，收入多么微薄。此外，如果这份工作需要某些技能，他们几乎肯定会错过工作中获得的乐趣。所以，成千上万中了彩票或者从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意外之财的人，仍然愿意继续他们以前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不是特别有趣，但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勤奋快乐地工作。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剧照(2006)。

一些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经常会讲述阿伦森的故事，因为如果他们的办公室邮箱和内网账号突然被封，电脑和电话被收走，被同事忽视和孤立，他们会在心里知道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即使缺席也不会影响公司的命运。

只要人们聚集在城市，人们就认为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就像约翰·卢伯克认为进行细致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冗长的专著是一种休闲活动一样，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工作和休闲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们做某项活动时，是别人为我们买单，还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去做，我们往往需要常规工作的收入来支付。

考虑到花在通勤、购物、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等家庭活动上的时间，标准的40小时工作周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闲暇时间。大多数全职工作的人会把大部分闲暇时间花在休息和被动活动上，比如看电视。但与早期的工业革命不同，今天的大多数工人不仅享受周末，还享受几周的带薪年假。很多人选择不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用来休息，而是去做自己选择的工作。

为了打发闲暇时间，有些人一头扎进电脑游戏(电脑游戏通常是模拟实际工作的活动)，而许多人则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其中，一些流行的爱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只有得到报酬才会去做。比如，以前渔猎是采猎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工作，现在却成了大众化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不低。

例如，在过去，种菜或园艺曾被农民视为一项令人厌恶的工作，但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它已成为一项带来深深满足和乐趣的活动。缝纫、编织、制陶和绘画曾经是人们急需的收入来源。现在，由于这些活动缓慢而重复，人们很容易找到内心的平静，它们已经成为流行的爱好。事实上，今天的许多爱好和休闲活动，包括烹饪、制陶、绘画、炼铁、木工和家庭工程，都涉及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完善和应用，这些技能在我们的进化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在现代工作场所中越来越少使用。

心理学家一直试图定义和衡量“工作成瘾”的另一个原因，即只要人们聚集在城市，许多人就认为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当埃米尔·杜尔凯姆思考社会失范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时，他意识到在工作场所建立的关系可能有助于建立“集体意识”，这种意识曾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良性融合的小村庄和社区。事实上，他提出的解决城市社会异化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工人行会，类似于古罗马时期工匠之间自发形成的数百个“协会”。

这个提议并不轻率，因为这种“协会”不仅仅是一个为其成员利益游说的行业组织，更是一群基于工作类别的所谓“劣等人”，帮助他们树立公民意识，融入罗马社会更大的等级体系。在很多方面，这种“共同体”的运作方式就像现代城市中的自治村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俗、仪式、服饰和节日，都有自己的保护人、法官和代表大会(有权发布村规民约)，类似于罗马元老院(有权发布法令)，有些地方甚至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但最重要的是，古罗马的“共同体”以工作类别、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共同的社会地位为基础，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共同体。在这些社区中，成员之间的通婚非常频繁，成员及其家庭的主要社会对象也在社区中。

工作给人们提供一种集体感和归属感

许多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使我们能够比罗马人更快地从城市的一边到达另一边。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于手里拿着一个电子设备，这样就可以跨越地理空空间，随时融入到动态活跃的社区中。即便如此，大多数现代城市居民仍然倾向于将自己嵌入到规模小得惊人且往往分散的社交网络中，这些网络构成了他们自己的社区。

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研究了不同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大小和组成，以及每种动物形成的活跃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并分析了大脑特征和社会网络特征之间的关系，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然后提出聊天和梳理在人类祖先语言能力的进化和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根据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数据和人类大脑的体积，他计算出大多数人最多只能和150个人建立主动联系，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多太多，因为追踪人际互动和关系太复杂了。

电影《实习生》(2015)剧照。

他研究了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收集的关于村庄规模的数据，非洲朱/霍安西部落和哈扎比部落等狩猎采集者的社交网络规模，甚至在等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联系的朋友数量。结果表明，他的观点基本正确，我们大多数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与150人左右保持主动联系。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交仅限于和身边的人直接接触。这个社会网络根植于亲密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仪式、习俗和价值观。这个社交网络的成员在相同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经历相同的事情。所以这种社会关系会持续很久，跨越很多代。然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大多数人的社交范围并不局限于周围的人，而是基于不同的兴趣爱好，与非常广泛的人建立社交关系，从而导致各种复杂的关系像拼图一样交织在一起。不足为奇的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日常社交网络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同事或者工作中遇到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远远多于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日常生活要围绕工作来安排。不仅如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往往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进而影响我们的志向、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在城市的社交聚会上，我们第一次和陌生人打交道时，往往会问对方是做什么的，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对其政治观点、生活方式甚至背景做出合理可靠的推断，这是合理的。一项关于职场恋情的定期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与他们在工作中认识的人至少有一次长期的性关系，另有16%的人在工作中认识他们的配偶，这不是巧合。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个人的职业道路往往是由我们的背景、学校教育和后续培训决定的。所以，在世界观和期望值上，我们倾向于和老师、同事保持一致，也倾向于在相似的人群中寻找工作，并利用现有的社交网络来做到这一点。因此，高盛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不会收到很多把高利贷视为犯罪的求职申请，军队招聘人员不会收到很多和平主义者的求职申请，警察招聘人员也不会收到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求职申请。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我们开始工作，我们与同事的世界观会不断趋同，因为在追求共同目标和庆祝共同成就的过程中，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会加强。

然而，虽然工作给人们提供了共同体感和归属感，但涂尔干所设想的职场“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并没有像他所预言的那样成为现实。他将未来的城市描述为一个由基于工作类别的社区组成的“拼图”，但他似乎认为，由于工业化而变得多余的工业技能将直接被另一套新的持久而有用的技能所取代，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工业时代就业和工作的不断变化的性质。

电影《实习生》(2015)剧照。

他没有想到工作场所会按照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方法来运作。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员工不需要掌握太多的实用技能，很多技能变得多余。他甚至没有想象到技术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现代工作场所的持续变化。要知道，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前十年获得的尖端技术，在下一个十年都是无用的，因为它已经过时了。

服务业通常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性特征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目前英国83%的劳动者受雇于服务业。服务业的概念比较模糊，有时被称为“第三产业”，它不涉及任何生产或收获原材料的工作(如农业、矿业和渔业)，也不涉及用原材料制造刀、叉、核导弹和其他实物的工作。

在世界上较富裕的中，英国如此大比例地受雇于服务业并不罕见。落后于卢森堡、新加坡等，因为在这些，几乎所有有工作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从事服务业。但这一比例远远领先于大多数发展中，如坦桑尼亚，那里的大多数人仍然以农业为生。英国的这一比例也领先于中国，因为尽管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就业岗位持续激增，但从事农业、渔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人口仍超过一半。

服务业在许多经济体中的主导地位是近几年才形成的局面。在16世纪欧洲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之前，据估计四分之三的英国人还是农民、采石工、伐木工和渔民。到1851年，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从事这类传统工作的工人比例下降到略高于30%的水平。此外，约45%的就业人口从事制造业，其余25%从事服务业。

电影《追捕海蓓娜斯》剧照(2006)。

直到一战爆发，这一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之后，家庭和工业开始直接从电力中获取能源，再加上内燃机等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渴望改善生活的家庭和个人一系列新事物的发明和制造。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然而，从1966年开始，英国制造业开始持续快速下滑。1966年，估计有40%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但到198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6%，2006年继续下降到17%。制造业以前是劳动密集型，后来变成资本密集型。技术和自动化设备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英国逐渐将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包给了成本更低廉地区的制造商。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的迅速扩张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今天，服务业被普遍认为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性特征。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持这种观点，他为现在完善的“三次产业分工模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1940年的文章中准确预测了英国和其他经济体将在未来80年见证服务业的扩张，并指出由于资本增长、技术发展和生产率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总财富增加，因此对服务的需求也增加，从而抵消了渔业、农业和采矿业(统称为“第一产业”)的就业损失。

克拉克是一个有社会情怀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学家不仅应该为创造稳定和高产的经济做出贡献，还应该促进财富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这是经济学家的道德和责任。即便如此，他的后工业模式仍然受到严厉批评，尤其是被左翼经济评论家称为伪装成人类发展模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克拉克完善的“三次产业分工模型”描述了三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随时间的逐渐演变，是西欧、日本和美国经济的真实写照。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似乎也在朝着克拉克预测的方向发展，即在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稳步增长，农业稳步下降，制造业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服务业就业的大幅增长是真实需求导致的吗？还是因为广告商和有影响力的人一直试图让我们相信服务业的重要性？恐怕很难解释。

自从农业革命以来，以工作为导向的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心中

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人与工作的关系，会发现随着经济的后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可能会有其他角度来解释服务业的快速扩张。

一个角度是认识到许多服务(但不是全部)是由人类的基本需求产生的，因为这些需求也是我们进化遗产的一部分。当人们脱离了联系紧密的小群体，生活在城市里，这些服务不容易自己解决，必须有人提供。比如医生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热爱生命，不喜欢痛苦。艺术家和艺人的存在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快乐；发型师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想要看起来漂亮，或者我们需要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自己。DJ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喜欢跳舞；行政机构的存在是因为即使是最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希望公交车准时运行。

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没有因为制造业的提升而增加，而是会一直存在。相反，一旦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许多人将不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或制造产品，人们对这些服务的基本需求将被放大。

另一个角度是工作导向的文化。从农业革命开始，这种文化就已经深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无法容忍不劳而获的人。虽然很多工作除了让人们忙碌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我们还是把工作当成了社会契约的基础。这恰恰说明了生命、能量、秩序、熵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像黑脸织布鸟和园丁鸟用多余的能量建造复杂但往往不必要的鸟巢一样，当能量持续过剩时，人类往往会将其投入到一项有意义的活动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古代服务业的形成都可以归结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大量过剩的能量，人类和其他生物总会找到创造性的方法，利用这些能量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对于人类而言，这意味着会形成无数非凡的技能，而学习和表演这些技能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因此，这座城市一直是艺术、兴趣、好奇心和新发现的熔炉。

现在的服务业很复杂，包罗万象，神经外科医生、大学老师、银行家、汉堡厨师、占星师都可以归入服务业。因此，对于试图分析就业市场起伏的人来说，只关注服务业并没有特别大的用处。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克拉克的经济部门划分模型已经过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人提议加上计算、编码、研究、基因研究等尖端高科技产业的“第四产业”。然而，考虑到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他经济部门，这种划分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大多数分析师倾向于按照行业功能进行更细致的区分，如酒店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医疗保健业等。

电视剧《白色巨塔》(2003)剧照。

另一些人提出对服务业和整个经济进行更彻底的重新划分，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时期。当时政府更倾向于设计好的社会政策，然后考虑如何为这些政策买单，而不是制定好的经济政策，然后考虑这些政策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好处。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分配价值的方式很少公平地反映大多数人的行为。

比如我们靠老师教育孩子，靠护士在生病的时候照顾我们，但是现在这些人的工资都很低。相反，给富人提供避税建议或者帮富人发无休止的垃圾广告的人要高得多。因此，一些分析师主张将服务部门分开，以便更好地考虑不同服务创造的健康和幸福等非货币价值。没有人怀疑医生、护士、教师、垃圾收集工、水管工、清洁工、公共汽车司机和消防员提供的非货币价值。虽然人们对什么是娱乐有不同的看法，但很少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艺术家、厨师、音乐家、导游、酒店经营者、按摩师等给别人带来快乐或灵感的工作也很重要。

服务业的崛起见证了我们集体的创造力[/s2/]

在2013年写的一篇短文中，人类学家大卫·格雷·博提出了一种重新划分服务业的新方法。后来因为这篇文章很受欢迎，流传很广，Graber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形成了一本书。他的方法很独特，把教育、医疗、农业、科研等服务划分为真正有用的工作，同时把那些除了让人有事做之外没有明显社会价值的服务划分为所谓的“废话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企业律师、公关、高管、卫生行政人员、学术行政人员和金融服务提供者。他认为这些工作“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必要、有害，甚至从业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价值”。

他辩解道，“似乎有些人用空创造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我们忙起来。”对于从事所谓“无厘头工作”的人来说，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有的人却从中找到了满足感、方向感和成就感，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平庸技能变成了类似艺术的东西，即便如此，职场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这个事实说明，这往往只是一种“应对机制”。所谓“应对机制”，其实是一个物种的特征，它的进化史是由对目标和意义的深刻需求塑造的。

电影《天使艾米丽》(2001)剧照。

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满足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让自己的生活不孤独，不凌乱，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工人并没有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感。

盖洛普在最新的全球职场环境调查中明确指出，其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在全球155个收集的数据显示，全球只有15%的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18%的人完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然而，他们指出，不同区域的参与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和加拿大在参与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31%和27%。相比之下，西欧的敬业度只有10%，但至少他们比日本、中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省的员工更快乐。在这些地方，每100个工人中只有5到7个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

日益自动化和高效的制造业将越来越多的人赶出了生产线，而冉冉不断崛起的服务业创造了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来接纳这些人。所以可以说服务业的崛起见证了我们集体的创造力。然而，我们创造的工作会给人们带来意义感或满足感吗？对于这种带来意义感或满足感的工作，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奖励吗？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并不明智。更重要的是，在下一波自动化浪潮中，会有更多的人失去后工业时代最后的“避难所”，成为多余的失业者。届时，服务业能否容纳这些新出现的失业人口？目前，这一前景还远未确定。

本文选自《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迁》，由原文删节修改而成。字幕是编辑加的，不归原文所有。已获出版社授权出版。

作者[英]詹姆斯·苏兹曼

节选自何安安

编辑季安业

校对李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