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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0 07:01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钱玉亭县委报道组盛记者
在“家庭月会”上,婚姻调解人在讨论案件。
四月,阳光暖暖地洒进嘉善县婚姻登记处。几对情侣在排队登记,一对吵着要离婚的情侣进来,打破了婚姻登记处的和谐。陶急忙迎了上来,把那对嗓门越来越高的小两口拉到一边。“有话好好说,别争了,你们俩先冷静一下。”
陶文健经常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但有了反复的经历,她已经能够从容应对。
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却还经常管别人的“闲事”——劝来离婚的夫妻和好。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离婚率不断上升,许多市民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在业余时间扮演“老伯伯”的角色。他们被称为“社会婚姻调解人”。
近日,嘉善首批38名“社会婚姻调解员”持证上岗。与传统的“大妈”婚姻调解员不同,这些“社会婚姻调解员”来自各行各业,经过专业培训和考试。他们都很年轻,大多是75后、80后甚至90后。他们在离婚夫妇结婚的最后必要之地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线”,在这里上演了新时代的“婚姻保卫战”。
“婚姻调解员”面向社会招募
“我成了‘社会婚姻调解员’。”前段时间,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的萧泓在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了她的喜悦。朋友们纷纷点赞,有朋友好奇地留言问,“什么是‘社会婚姻调节器’?你怎么进来的?”
说起这件事,萧泓感到非常自豪。去年,她看到嘉善妇联、县民政局、县人社局联合举办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班的新闻时,对“婚姻调解员”这一工作也是一无所知。
社会知晓率低,恰恰是嘉善县妇联副主席王丽君的无奈。“离婚人数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有一个‘婚姻调节器’群体。”
"以前没有‘婚姻调解人’这种东西."王立军说,近年来,嘉善建立了县、镇、村三级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期将更多的婚姻矛盾化解在基层,但效果“不如预期乐观”。
“基层调解员往往由村(社区)妇联主席兼任,人员缺口还是很大的。”王立军这样分析。这种情况也可以从数据上得到印证。以嘉兴为例。2017年,市级离婚数量达到2596对,比2016年增加367对。在嘉善,2017年共办理离婚登记963对,平均每天约有3对夫妻“分头工作”,离婚率创近5年新高。而去基层主动寻求调解离婚的人数却“少得可怜”。
“有些不是不愿意,而是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怎么求助。”王立军说,“婚姻调解员”其实有巨大的社会需求。“过去,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让它们真正发挥作用。”
按照传统模式,婚姻调解员基本都是从民政、妇联等部门选拔的。“也许你可以试着从社会上招募?但以前从未发生过。”王立军忧心忡忡。会有人报名吗?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有一点她明白,面对新时代大众婚姻的发展,一些新的尝试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萧泓在网上看到一则通知,并认为她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在经历婚姻问题或困惑。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了名。教师盛也想“试一试”。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她也想多了解父母,在业余时间学会调解父母之间的矛盾。
王立军没想到,短短两三天,就从世界各地收集了100多份申请表。申请者中有教师、公务员、律师、医生、企业员工等。,包括硕士和海归。
在这种新的探索形式中,无论是招聘者还是应聘者都迈出了“试一试”的第一步。
调解与时俱进
在新时代的婚姻关系中,导致离婚的原因更加多样和复杂。离婚“主力军”的年龄分布也在发生变化。在离婚年龄段统计中,有两个年龄段是明显的高峰,一个是30-34岁,一个是40-49岁,其中30-34岁占比更高。离婚年龄年轻化,“80”、“90”一代成为目前离婚的主力群体。
面对新的变化,如何让离婚调解更专业?婚姻调解人正在随着时代改变他们的角色和工作方法。
成为“社会婚姻调解员”后,林杰对一次调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对夫妻,两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分开了半年,今年春节还在一起吃了顿好饭。没想到她老公过完年就离婚了,态度很坚决。当他们来到婚礼大厅时,他们明确了财产的划分,整个过程中表现得理智而冷静。林杰试图分析,在传统的婚姻调解中,女性往往先入为主,倾向于和好,但这一次,双方没有发生争吵,对协议条款也没有异议,所以最终选择了离婚。
林杰表示理解。她说,很多婚姻都是因为冲动而走到尽头,但也有一些婚姻,夫妻感情真的很淡,很难挽回。“如果两人在充分沟通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选择分开,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双方的意愿。”
在社区妇联工作的陶对此更有发言权。对于村(社区)一级的调解员来说,开展工作特别困难,因为有时候甚至看不到调解员的脸。
“婚姻调解必须双方同意,并不是每对离婚夫妻都愿意接受调解。”陶文健记得,过去他总是碰壁。“一方找到我们,另一方拒绝调解。打完电话,他直接挂了,一句话都不肯说。”
王立军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当“婚姻调解员”通过培训考试取得“执照”后,他们的工作地点就选在了县婚姻登记处的婚姻咨询室,他们要构筑的就是这份婚姻的“最后防线”。
结婚地点是离婚夫妻的最后一个地点,必须双方同时在场才能离婚。用陶的话说,“相见恨晚三分钟”,她以法律咨询的名义对离婚的夫妻“友好相待”,想方设法让他们进入与离婚室一墙之隔的婚姻咨询室。
然而,即使能遇到离婚者,“婚姻调解人”的举动也往往不被理解,甚至招来一些人的白眼和讽刺。即便如此,看到一对情侣来离婚,还是不放弃追问。得到更多白眼,“婚姻调解人”都练就了好眼力,能看出离婚一方的心。“如果他们很冲动,他们会被建议冷静思考后再做决定。我们想做的只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说出自己想法的机会。”
幸福的家庭需要维护
因为是婚姻调解的“新人”,每个月,只要有空,这38位“社会婚姻调解员”都会坐在一起分享工作经验,讨论如何更有效地调解。他们称之为“每月家庭会议”。
“如果有什么不对,不要急着离婚。坐下来喝杯茶,互相聊聊。也许你会想通的。”这句话几乎成了陶文健的口头禅。她的经验是,每次邀请一对夫妻进婚姻咨询室,她都会和双方理性分析现实问题。而萧红则更偏向感性,在调解中更多谈的是感情。比如一周前她成功说服的一对情侣,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他们说一些结婚前和结婚时的场景,然后回忆一下去离婚的过程,让他们找出自己感情变化的原因。
现在,说起全国各地离婚率较高的现象,“婚姻调解员”们也有自己的分析。他们说,一方面,社会进步改变了人们的婚姻观,社会对离婚的容忍度提高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现代男女经济更独立,收入更高,经济和心理上对对方的依赖更少。“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都不能缺少交流。”萧泓说,在婚姻中,双方是平等的,找到根源分析就能解决问题。
有人说,没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生活,做离婚调解只是“纸上谈兵”。然而,这些新加入的“社会婚姻调解员”用“成绩”证明了他们工作的意义:嘉善县首批“社会婚姻调解员”上任一个月以来,已为11对夫妇提供了免费咨询服务,其中10对夫妇介入了离婚调解,4对夫妇作出了暂缓离婚的决定。显然,他们的“纸上谈兵”非常高明。
记者了解到,嘉善今年将继续开展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并将推出“幸福家庭导师”、结婚登记时签订反家暴承诺书等一系列措施。“在平时的婚姻中出现矛盾或者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去解决。不要等到离婚了才开始调解。”王立军说,开展婚姻调解工作,要进一步做好事后协调,把过去的事情往前推。
愿时光不再倒流,我们用深情度过。在新时代的“婚姻保卫战”中,愿大家都能被温柔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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