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会不会来家里搜查(新中国第一诈骗案：男子伪造周总理批文，骗取银行20万，被判死刑)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40分，一个身穿蓝色中山装，黑色毛料裤子，外面套一件灰色外套的人，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大信包，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待室。他一进门，还没等门卫问他是谁，就声称自己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立即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发出的公文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门卫一听来人是国务院的，不敢怠慢，赶紧把他领到了管理处。这时，行政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轻的邮递员，他已经很久没来了。一进政务室，那个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就把手中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大牛皮纸信袋递给了年轻的梅勒。然后，办完签字手续，男子就走了。

图|牛皮纸大信袋

收下这个大牛皮纸袋，邮差在那人走后不敢耽搁，立即交给总裁办秘书余。

秘书接到急件后，赶紧拿着它向当天值班的规划研究局王副局长请示。王副主任得知这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急件后，立即打开，取出里面的信纸。

我看到信纸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总理: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九点，西藏活佛要和中外记者开讲座，他们要拍纪录片。主席要求拨款修缮寺庙。这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款15 ~ 20万元，请批示。

这一段话的旁边是一个用周总理的口吻写的“指示”:

请立即从中国人民银行调拨20万元现金，务必于7: 00送到民族饭店赵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记者散布谣言，1。旧票应该在市场上流通。2.10元门票。3.包装更好。务必在7: 00送到民族饭店赵(藏工委宗教处)。

图|“赵”伪造了周总理的批文

按照原来的正常程序，国务院发的文件要先送总统或副总统审阅，然后他们再决定如何处理这件事。

如果是他们在这里，这么拙劣的伎俩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更何况他们对周总理的生活非常熟悉，知道总理肯定不会直接指示银行拨款，他们对周总理的签字也非常熟悉。

就为了划拨这么一笔20万的巨款，他们肯定会先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核实一下，确认后再划拨。

但遗憾的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聚如及其副行长、主要领导都在外地开会、调研，只留下规划研究局副局长王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

王副主任不熟悉周总理的签字，也不了解周总理对这些事情的处理，缺乏经验。王副主任一看这是国务院发来的急件，没有怀疑，直接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计发行局按周总理指示准备了20万元。

图|当时新中国使用的人民币

当然，在北京分行筹备资金的过程中，从紧张状态中反应过来的王副主任对此事也有所怀疑。他不解地想，20万元可不是小数目。为什么总理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而不是财政部来分配这笔钱？

无独有偶，就在王副局长开始对此事产生怀疑的时候，一个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王副局长瞬间打消了这个疑虑。电话那头，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声称正在督促中国人民银行迅速划拨资金，务必在17点前将20万元汇至民族饭店，交给一直等候在那里的赵。

经验不足的王副局长接到这个电话后，不再怀疑此事是假的，立即要求会计发行局派人到北京分公司取钱。由于人民银行总行离北京分行不远，而北京分行离民族饭店又不远，王副行长立即命令他们取钱，直接送到民族饭店交给赵。

下午7点，会计发行局朱科长和另外两名总行工作人员在完成取款后赶到民族饭店。来到民族饭店后，朱科长让同事看着门口两个装着20万元的麻袋。他走到服务台，问服务台的服务员赵同志住在哪个房间。

这时，不等服务员回答，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戴着军式花呢帽的男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径直走到朱科长身边说:“我是你要找的西藏工委的赵，你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工作人员！”你带钱了吗？"

图|民族饭店

看着这个自称赵的人，朱不确定是不是他们要找的赵，于是问道:“请问，你带证明文件了吗？”自称赵的赵听后，将一封盖有“丞相府特别介绍信”印章的介绍信交给朱。

朱科长打开介绍信一看，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处赵同志到贵行领取款项20万元整，收款人为中国人民银行。1960年3月18日。”

看到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朱科长不再怀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赵”摇摇头，指了指挂在墙上的钟，笑着说:“你很守时！”

“赵”打完后，朱科长让他把收条打出来，然后交给他两个麻袋，里面装着20万元。然后朱科长带着两个同事离开国宾馆，回到总公司。

据事后被抓获归案的赵交代，当时他是骑自行车去民族饭店的，所以拿到这笔巨款后，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不敢在主干道上行走。他只敢骑着自行车穿过小巷，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家。

图|“赵”伪造的介绍信

起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没有发现被骗的事情，而负责总行日常事务的王副行长也从未想过要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核实此事，所以这个大案直到6天后才被人注意到。

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聚如从副行长王处了解到，一个自称“赵”的人在几天前经总理办公室批准取走了20万人民币现金。

20万不是小数目。那时候一个普通家庭用一辈子就够了。鉴于数额巨大，曹菊如认为打电话到丞相府核实此事比较稳妥。

之后就有了我们的开场，“伪造周总理批示造假”浮出水面。

总理办公室秘书赵伟得知此事后，迅速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得到周总理的明确答复后，他迅速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将批文原件送总理府进行比对。

对比的结果很明显，就是所谓的拨款20万的批文是伪造的。

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聚如

批文被证明是伪造的，也就是说这是一起性质恶劣、数额巨大的特大诈骗案。

后来，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大怒，立即致电公安部部长，指示:“请立即要求公安部调查，决不让财产受一点损失。”责令立即组织精干力量限期破案，尽快查清事实。

公安部挂了周总理的电话后，迅速成立了由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高伦、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旭等人组成的专案组，集中力量侦破此案。

同时，为尽快破案，防止骗子销赃出逃，在党中央的呼吁下，北京市各级政府机关和700多万市民都接到上级机关要求合作破案的请求，要求他们时刻注意身边的可疑人物，一发现就向当地派出所报告。

因此，一场打击诈骗者的运动在北京慢慢展开。

图|杨奇清

接下来的几天，各部各级政府机关和民众积极响应，时刻保持警惕，关注每一个路过的人和发生的事情。

店家收钱的时候，如果是十块钱的票，会认真对待，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钱怎么来的。老太太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穿着灰色外套鬼鬼祟祟的男人，要么偷偷跟着他，要么直接问他。.....

就这样，公安部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一条又一条线索。虽然这些线索最终没能帮助专案组找到赵，但公安部却误打误撞地破获了多起旧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在北京全民动员共同破案的时候，专案组正在积极寻找这起诈骗案的线索。但茫茫人海，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要想找到一个没有画像，没有具体特征的诈骗犯，无疑是大海捞针。

当然，再难，专案组也从未想过放弃。

图|今日公安部大楼

当时，专案组对这起诈骗案的线索很少，除了从当时接触到的门卫、邮递员和朱科长的描述中，确定了诈骗分子的大致体貌特征:男，30多岁，头发中分，中等身材，诈骗分子留下的物证只有4件: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周总理批文袋和两个周总理签署的批文。

除了以上，专案组没有其他关于诈骗分子的线索。由此可见当时侦破此案的难度有多大。

不过，这些对专案组来说并不难。在专案组成员的不懈努力下，在有关专家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公安部凭借上述线索仅用12天就成功破案。

那么，专案组最终是如何破获这起震惊全国的“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案”的呢？

如上所述，专案组当时有4件与诈骗分子有关的物证。当时，专案组拿到这4件物证后，立即交给公安部三局二处负责纸检、文书检验等技术工作的相关专家进行检验。

图|文献检索人员

根据文件检验专家的纸面检验和仔细检查，专案组获得了大量有用的线索，最终确定了诈骗分子所在的单位。

1.经过笔迹专家鉴定，确认批文上的周总理批示是伪造的，真正的周总理签名是随意的，伪造的周总理批示是生硬的，一看就是故意的。据赵被捕后交代，他按照公安部礼堂悬挂的周总理题词练字。

第二，根据伪造的批文内容，专案组发现诈骗分子对政府机关使用的公文格式和用语非常熟悉，由此推断诈骗分子的文化程度肯定不低，很可能是政府内部人员。

3.文件检验专家经过连夜检验，根据伪造的周总理批示与“赵”手写的收条的笔迹特征对比，最终确定伪造的周总理签名与民族饭店自称的“赵”为同一人。

4.根据对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袋的纤维成分分析，专案组确定诈骗分子使用的信封袋为1959年6月印制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袋，一般用于中央和机关、部门之间的文件往来。

5.根据刑侦专家的仔细检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有擦拭和二次封口的痕迹，即信封已被使用过。

4月2日上午，公安部向外经贸部通报了专案组获得的线索，请求其协助破案。外贸部部长叶得知此事，立即进行了内部调查，并同意公安部介入调查。随后，公安部派出经济和社会保障局直属机关安全处处长杜定华、副局长徐致一、刘文及8名文件检验技术人员到外经贸部进行调查。

当天下午，公安部调查组进驻外贸部后，在外贸部副部长的协助下，从外贸部工作人员的档案开始调查。这时，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召集外贸部有关领导开会时明确表示:“从我查的那一刻起，外贸部所有工作人员的档案都可以查。”

随后，外贸部工作人员的档案被调取后，公安部调查组开始逐一调查核对字迹。

过了很久，调查组终于对调查有了一点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