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明误伤的我免费(《鱿鱼游戏》：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

宇文

不同于传统的“大逃杀”系统，乌贼游戏设定玩家在知道后离开，但在经历现实绝望后，他“自由选择”回到游戏中——他们自愿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这个丛林宣称“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可以说，这部剧准确地抓住了现代社会中权力的特点，不是强迫，而是煽动和诱惑人们自觉冒险。同时，几款游戏的幼稚、简单和高运气，淡化了传统大逃杀系给人的“智斗/战法”印象，反而让“平等”本身更加荒诞。它是一种抽象的、纯粹概率性的平等，并且刻意忽略了不同人之间在身体素质和经历上的不平等。鱿鱼游戏的基本设定和一般规则，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强烈讽刺。

*本文第一、二部分涉及轻微情节披露，第三、四部分涉及重点情节披露，建议看完剧再看。

《大逃杀》与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的谱系

最近，网飞推出的鱿鱼游戏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个剧集的基本框架——有钱人在游戏中互相争斗——并不新鲜。近年来，像《听神的话》(2014)、《饥饿游戏》(2012)和去年也由网飞播出的《将死之国的爱丽丝》(2020)等电影都证明了这种题材很容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此，观众对这类电影往往有两种误解或偏见。一种是把它们当成纯粹的商业快餐电影，类似于创冠综艺、吃鸡(《绝地求生》(2017))等电子游戏。他们没有深度可言，也无法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到任何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题材的作品是对人性的挖掘，通过把人放在极端的环境中，来检验人性中通常被文明的面具所遮挡的“真实”的一面。本文希望以鱿鱼为例，澄清这两种误解或偏见。《求生部》/《大逃杀部》可能没有把重点放在真理空的“人性”上。它和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一样，具有反映作品所在时代人们生活状况的功能。就乌贼游戏而言，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现状，也改变了社会。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剧即使加了政治调料，也不过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娱乐圈的一道风景，人们无法从中得到政治教育。也许是这样。它们是否真的会产生一些政治后果，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生存部”起源于日本，因高桥洋1999年出版的小说《大逃杀》而被称为“大逃杀”部，在日本已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小说《大逃杀》讲述了一所高中的一个班的学生在政府的要求下开始互相残杀，直到最后一个人留下，目的是“培养青少年在逆境中克服各种困难，从而获得不屈不挠的生存能力”。这部作品被神井信二改编成电影(2000)。影片上映后引发道德恐慌，被多国禁映。日本文化研究学者河野昌宽认为，《大逃杀》“预示着新时代的气息”[1]，开启了2000年代“生存系”作品的想象空间。后来一系列2000年代的热门作品也采用了“互相厮杀到最后”的设定，比如《真正的魔鬼游戏》(2001)、《命运/留宿之夜》(2004)。虽然没有“杀”的字面意思，但有些作品直接面对“不努力做任何事，就无法生存”的价值观，比如以《东京大学入学》为例。

《大逃杀》里的老师

《求生部》的想象力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回到被日本评论家称为“政治的季节”的六七十年代。此时，日本学生响应世界左翼运动的潮流，热情参与革命运动。但日本联合红军在70年代走上了恐怖暴力的道路，以失败告终，日本民众对革命的“宏大叙事”逐渐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可以通过社会实现自我。相反，他们认为所谓正义的崇高理想可能会变成对他人的伤害。于是就出现了宅男“不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不想伤害别人，所以什么都不做”的想象。其巅峰是动画作家庵野秀明的《新世纪福音战士》(1995-1996)，14岁的主角Ikari在故事中后期被误伤。

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Ikari

但根据Yuno的观点，随着小泉纯一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2000年代想象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说90年代日本文艺界的主题是“无为”，那么00后的主题就是“无为或死”。人们开始讨厌逃避现实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困境负责。随着左翼的普遍衰落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都变得非常普遍。在弱肉强食制度日益残酷的21世纪，“残酷”成为生存法则。《求生部》的作品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在这些作品中，只有在残酷的自相残杀中获胜的人才能生存。

在日本“生存部”的作品中，直接描写贫富差距、工人运动等左翼传统主题的作品少之又少。很多作品乍一看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需要经过批评家的解读，才能看出它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与日本相比，韩国近年来的作品更直接地描述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痛苦，这与韩国新自由主义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其的不满有关。目前韩国的左翼政党也非常支持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2020年2月2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设宴款待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寄生虫》剧组成员。他感谢导演奉俊浩为韩国电影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表示他正在努力解决电影《寄生虫》中的许多社会问题。官方的大力支持，让描述现实社会问题的韩国作品登上了主流影视的舞台，让韩国导演在创作《求生部》的作品时，可以更直接地讨论它的社会性。

还有文在寅的寄生虫。

鱿鱼游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推出的。这部剧的主人公程启勋遭遇工厂裁员，镇压工运，生活惨淡，嗜赌如命，负债累累。他靠着年迈母亲摆地摊挣来的微薄收入生活，却对人朴实善良。这种形象一开始可能会激活一些观众的“穷人的原罪”，是“性格决定命运”——正是因为他不思进取，投机取巧，只想着当下没有任何未来的打算，还是一个“处女婊子”(高徒出身的曹上友也说过类似他的话)，才会走到这一步。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从“规训社会”到“享乐社会”[S2/]

“生存游戏”的参与者都是些什么人？很多日本“大逃杀系列”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参与生存游戏[2]，但《乌贼游戏》中进入游戏的人物都是“自愿”的，只要他们民主投票，如果超过半数玩家同意，就可以终止游戏。然而，即使在第一场比赛被成功终止后，大部分人还是“自愿”回到了乌贼比赛，因为这种杀戮比赛中的奖金比现实生活中的绝望生活更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主办方对这种比赛的定性是“给那些别无选择的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些人中，有下岗欠下赌债的程启勋，有因为炒期货欠下巨款的曹尚友，有母亲逃到韩国后被遣返，带着弟弟过着坎坷生活的蒋潇，有被黑心的韩国老板恶意欠薪的巴基斯坦劳工阿里，等等。他们的贫穷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错误。比如程启勋的双龙汽车公司搞砸了，不是员工的错，而是要求员工承担这个责任。

齐勋在双龙汽车公司的事故是受害者。所以他事后沉迷赌博，他活该吗？齐勋的小儿子尚友毕业于名校，在证券公司工作，但他把自己的钱和母亲的钱都投在了期货上。这是不是另一种自作自受？的确，没有人强迫他们赌博。他们自己选的。这就是《乌贼游戏》中的游戏与大多数同类作品的区别。主办方不是强迫玩家参与游戏，而是煽动、引诱玩家参与游戏，让玩家自愿选择参与游戏，为自己负责。(可能有人会反驳说，玩家是孤注一掷，但没有证据证明商友是被迫玩期货的，下一节会解释。)这部剧准确地抓住了现代社会权力的特点，不是强迫，而是煽动和诱惑人们自觉冒险。

关于这一点，请参考福柯的研究[3]，可以区分出历史上的两种权力装置:第一种是前现代的国王权力，国王拥有处决违反法律的人的绝对权力；二是大革命后的纪律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里，在学校、监狱等地方靠纪律产生温顺听话的臣民。现代社会有一种超越两者的新的权力装置，德勒兹称之为“控制社会”的装置[4]。这种权力并不禁止人们做任何事情，而是煽动人们“自由地”冒险和投机。当投机失败时，社会机构会排斥这些人，个人会承担这个责任。在《鱿鱼游戏》中，那些绝望的人只有他们“赤裸的生命”，被迫签署器官买卖合同，他们的生命(甚至人格尊严)成为最终的抵押。神秘组织似乎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废物回收者”，只保留“废物”的器官和他们能提供给观众的“乐趣”。

《鱿鱼游戏通则》强烈讽刺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个地方被“民主和公平”这一崇高而超然的原则所支配。男女老少都有绝对平等的“翻身”机会。里面的工作人员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只有当参与者不能遵守规则，或者在游戏中出现失误和失败(往往还有运气失败)的时候才会死。相信大家都会看到“平等”是多么的可笑。它是一种抽象的、纯粹概率性的平等，并且刻意忽略了不同人之间在身体素质和经历上的不平等。《乌贼游戏》中几个游戏的幼稚、简单和高运气，淡化了传统逃生系统给人的“聪明的战斗/战争”的印象，却让“平等”本身更加荒诞:能活下去的，不是智力或身体上有优势的强者。比起所谓的能力，运气更重要，幸运的人与其说是活下来的强者。

控制社会的“自由选择”还有一个与规训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在规训社会中，监狱等规训场所是为了让主体“改造自己”，温顺地回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这是社会对主体(也是主体对自己)的“长期投资”，希望他们经过规训后能继续被社会输出。然而，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长期投资已不再必要。社会只需要为社会捕捉到主体的“最高点”，然后在它处于低位的时候(不符合一定社会标准的时候)抛弃他，然后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就像信用机构不会在曹尚友最黑暗的时候伸出援手一样。

失去价值时的抛弃，不仅发生在社会待人接物、人待人接物的时候，也包括人对待自己生活的方式。他们不再相信“努力工作会让你变得富有”的想法。即使再努力，成果也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所以他们追求的是最直接的享受，沉迷于酒精、毒品、赌博、性等享乐，而不去思考未来该如何生活，甚至有些人已经做好了随时死亡的准备。

最生动的一幕是一个韩裔美国女孩上厕所的时候把下体的胶囊拿出来。当我们以为那里有逃离的法宝时，却看到那其实是香烟和打火机。比起能让她更好的赢得比赛或者逃跑的道具，她还是煞费苦心的带了几根烟进来。比起长期的利益(努力赢得比赛，逃避)，她更注重短期的快乐。同样，程启勋的赌瘾可能与他对长远利益的悲观有关。他的公司被收购后，全面裁员，工人们的共同奋斗也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5]。在整个社会高度不信任的情况下，短暂的享受成为了“活到明天”的手段，日本心理学家新田新一从各种物质(酒精、赌博、毒品、购物等)中学习。这与资本主义不谋而合。资本主义不仅生产这些消费品让人活到明天，还通过这些消费品控制人。所以拉康学派把这样的社会称为“享乐社会”[7]。

第一次抽烟的韩裔美国女孩

拉康的作品出现在剧中

历史终结后，没有什么值得为之而死

最后一节还有一个问题。玩游戏的人很绝望，但没有证据证明曹尚友是被迫玩期货的。作为一个体面工作的高材生，他并不像底层的人那样“绝望”，只能沉溺于喝酒赌博等小乐趣。《鱿鱼游戏》不仅讨论了绝望的人，还讨论了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为什么要“冒险”。这个问题有“幕后”的暗示。

程启勋在“赢”游戏的时候，遇到了游戏的发起人。他竟然是游戏里的头号玩家，也是程启勋在游戏里认识的第一个人——老吴曼沂南。当吴忆南被问及他为什么这样做时，游戏的真相，甚至这个“社会”的真相被揭露了。他回答说:“你知道身无分文的人和有钱人有什么共同点吗？生活中没有乐趣。如果家里有钱，无论买什么，用什么来满足自己的胃口，最终都会变得索然无味。”我们不能轻率地认为是编剧为了圆故事的起因，才让角色这么说的。如果是这样，这一幕就没必要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吴的话:富人和穷人的共同点是“生活没有乐趣”。

诚然，在消费社会/享乐社会，参与有意义的事业和“努力致富”(长期投资)的渠道断了，只能追求那些小乐趣(短期投资)。没有兴趣的生活不代表没有一点快乐。穷人可以享受许多简单的快乐，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这些快乐生活到明天。反而“没有兴趣的生活”不会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吴忆南也是在弄堂里长大的，“用钱滚钱”成了富翁。当他意识到阶层跳跃的时候，他有了选择，有了可以改变自己和他人生活的资源，却没有兴趣去帮助底层的人。他发现，即使有了钱，生活依然无趣，他和他的客户依然选择“游戏”。像参加游戏的穷人一样，吴忆南，富人，看不到任何其他选择。这些富人和穷人一样，对社会和人性充满了不信任，所以他们仍然和穷人一样选择“短期”的享受，甚至冒着被抓、被杀、失去一切的风险。如果穷人遭受物质剥夺(生命和生活随时无法维持)，那么富人则遭受无聊，即使摆脱了前者，也摆脱不了后者。对于穷人来说，不加入游戏的结果是生活无法持续；对于这些有钱人来说，不玩游戏的后果就是无聊。

在这部戏里，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能获得短期的享受，而欲望这个维度是缺席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可以迅速满足的“东西”，也就是消灭了人的欲望。拉康学派精神分析认为，欲望是建立在禁止和不可能的基础上的，欲望可以使人产生变化的幻觉，使主体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激情向着不可能行动。没有不可能维度，所有商品都是无聊的。

从黑格尔主义的科耶夫到福山发表的“历史终结论”在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开始流行。他认为福山的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8]，而科耶夫认为在历史的终结，人类作为“否定性”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战争、革命和哲学，只需要“爱、艺术和游戏”[9]。

在“历史的终结”的论点中，没有什么比自己的享受更重要，也没有什么值得牺牲和奉献。资本化历史结束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作为一种先验法则支配着每个人。《鱿鱼游戏》中的三个基本游戏规则——“你必须参与游戏，你不能阻碍游戏，如果一半参与者不想参与游戏，游戏可以终止”是先验的“民主自由原则”的反讽体现，规则中的“游戏”可以直接换成“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

所以，问题不仅仅是“穷人如何翻身”——正如剧中奖金高的游戏所暗示的那样，控制社会煽动人们积极抓住翻身的机会，声称只要加入新自由主义游戏，每个人都有翻身的机会，但输了之后的后果要自己负责——问题仍然是如果他们只是遵守这些规则，试图在规则内杀死其他玩家独自生存，会发生什么？吴忆南的回答是，如果你赢了，你只能陷入无所事事，通过残酷的游戏来享受自己。曹友的回答是，会被煽动继续炒作，再次跌入深渊；警察哥哥(读了拉康和尼采的《青春》，弟弟黄俊豪发现自己是某个游戏的赢家，我们可以推测是从玩家变成了管理者)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牧师，维护了“游戏规则”的神圣性(所以他痛恨“玷污世界”的骗子)；而程启勋回答是。答案是什么？

对于生活在的“失败者”

《求生部》作品的发展是从主人公单纯的求生欲望，到对伴侣牺牲的悲痛和愤怒，最后到相互结盟推翻这一体系，最后找到除了上述两个“胜利”之外的其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游戏中萍水相逢的伙伴起着重要的作用。

程启勋为了亲人，决定参加两次比赛，第一次是女儿，第二次是母亲。在社会意义上，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父子，他对他们充满了愧疚。社会(尤其是儒家文化圈)赋予了家庭超然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个让他在家庭责任上失败的事件，那就是基于韩国真实事件的被解雇工人抗议事件，他在那里经历了同事/战友的死亡，他在受伤的时候选择了陪在战友身边，而不是回到他的准妻子身边。同样的，在最后，当他即将乘飞机出国去美国见女儿的时候，他在地铁上看到了和他一样被邀请参加“游戏”的人。他又一次在命运的关头背弃了家庭和自己的利益，没有选择做一个成功的“好父亲”。电影停留在他义愤填膺地把头扭离航班的那一刻。我们来猜猜，他选择了抗争，站在了失败者一边。

凭着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他对遇到的弱者总是非常执着:一起战斗的战友，游戏中相遇的老人，孤独的少女扒手.....即使他们可能会拖累甚至背叛自己，他依然愿意相信他们。当蒋潇告诉他不信任游戏里的人时，他说:“人们不相信是因为他们值得相信，但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

这句话完全违背了控制社会的“游戏”的价值。在控制社会中，每个人的信用等级都会被评估。如果这个人缺乏信用，他不会给予帮助。强者只会和不拖自己后腿的强者联手。这样的社会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这个规则之内，每个人肯定都是无奈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被帮助是因为对方从自己身上获利，但强者不可能永远是强者。在无处不在的风险和诱惑中，他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变得软弱，然后变得无助。剧中的曹上友就是这样。他知道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甚至知道规则中最肮脏的部分:当他从强者变成弱者(期货投资失败)时，他要为自己负责，穿上体面的西装，独自在浴缸里自杀。这种自杀是给资本主义最后的礼物，帮助资本主义清理它的“废物”。自杀没有成功，只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多给了他一次机会，这就等于多借了他一笔钱去赌。此时，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状态了。

虽然面临巨额债务，但他还是回到母亲身边，做一个“袋鼠族”(相当于日本的宅男族，两人都是“生存系”青睐的主角)，借助赌博带来的短暂享受“反复”生活。他们的情况不一样。程继勋艰难人生的导火索不是他自己，而是双龙汽车公司。但曹尚友需要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者承担责任。相比于前者，曹的痛苦更是难以诉说，因为没有“坏人”(至少在剧中没见过)逼着自己去玩期货，曹上友只能自己轻手轻脚，毫无怨言。在程继勋那里，他看到了裁员的不合理(公司推卸责任)，他可以揭竿而起，组织反抗；在曹尚友看来，“自我负责”的概念掩盖了社会权力的猥琐:它允许、煽动、引诱人们去冒险、投机，最终让失败者自己承担责任。

导演把希望寄托在选择活下去的程启勋身上。只是在决战前夕，他杀了曹——认为认可游戏规则，滥杀无辜的商鞅不该活着——但这被蒋潇制止了，蒋潇告诉他“你不是这种人”。虽然他很生尚友的气，最后也想放弃奖金和他一起出去，但是对尚友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从最后一幕可以推测，程继勋出门后并没有像吴忆南那样无聊，因为他有事可做。这并不代表他重新获得了这个社会的信任。他的行动不需要依靠大写的历史和社会观念。当他看到另一个“游戏”受害者时，他非常生气。这种激情不仅不同于改造世界的激情，而且超越了那些小乐趣。程启勋似乎看到了这种其他角色没有看到的选择:为了帮助幸存的失败者，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欲望的激情，摆脱了作为幸存者的愧疚和压抑。

注[/s2/]

[1]河野永野，《想象中的ゼロのの》，早川研究，2008年。第一章中文翻译:https://mp.weixin.qq.com/s/Ie8E9QwGrLJ8M_J65lSk8w.

[2]然而，主人往往是社会中的边缘角色。比如在《亡国的爱丽丝》中，主人生活在他优秀的哥哥的阴影下，哥哥在家沉迷于游戏(引用きこもりり).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译，，三联书店，1999年。

[4]吉勒·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5]真实的朝鲜工人运动，参见隐藏在乌贼游戏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 id = 2309404689708604325996中的朝鲜工人真实斗争故事

[6]新田さよ子，《依赖》，文艺春秋，2000年。

[7]松本卓野《享受社会》为什么？》，季刊iichiko，2018，p113-127。

[8]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黄胜强、徐明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9]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蒋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编辑:秦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