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冤案怎么通过记者爆料(吴春红投毒冤案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吴春红：这是司法的进步，看到报告我哭了，盼赔偿尽快解决)

吴春红投毒冤案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再次让吴春红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3月9日下午，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吴春红称，看到最高检工作报告时，他很激动，当时就流下热泪，“这是司法的进步”。吴春红盼望赔偿问题尽快解决，好给儿子成家、在老家建房，“租住在县城，总觉得不接地气，总觉得不踏实。”

吴春红是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今年51岁。2004年11月15日，与吴春红同村的电工王某某两个儿子出现中毒症状，小儿子（时年3岁）经抢救无效死亡，大儿子经抢救脱险。案发后，吴春红被指曾因装电表、交电费和王某某产生过矛盾，涉嫌报复投毒。

吴春红希望尽快解决赔偿问题，好规划以后的生活

2005年6月，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吴春红不服，先后四次上诉。2008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次审理后，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2009年7月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判决，驳回了吴春红的上诉。自此，吴春红及其家人走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2020年4月1日，在被羁押了15年零4个月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宣判吴春红无罪，当庭释放。

2020年6月2日，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总额18728071.25元的赔偿申请，其中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9728071.25元，精神抚慰金500万元，误工费和补偿费200万元，相关医疗费用200万元，以及伤残赔偿金等。另外，吴春红还请求法院在侵权行为所影响的商丘市范围内，为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2020年8月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决定赔偿吴春红262万余元。吴春红和家人认为该赔偿数额过低，于2020年8月18日向最高法提出赔偿复议申请，并获受理。同年10月29日上午，最高法第六法庭开庭审理了该赔偿案，目前尚在审理过程中。

吴春红告诉华商报记者，老家的房子16年无人居住，现已倒塌，无法居住。无罪释放后，他一直租往在民权县城，一边看眼病和皮肤病，一边适应新的生活。春节前，房东收回房子，他又临时借住在亲戚家里。

吴春红在当地医院治疗眼睛

吴春红说，父母年事已高，居住在农村老家，需要他和弟弟赡养。“兄弟三人中，我是老大。二弟在广东务工，三弟之前为了我的事不停奔波，几年前不幸病逝。”出狱后，吴春红的右眼几近失明，反复治疗效果不佳；身上的皮肤病也一直在治疗中。“自己不能劳动，家里只能靠妻子和儿子打工支撑。”

2020年年底，由于赔偿一直没有解决，吴春红向河南省高院申请5万元的司法救助金。2021年春节前，吴春红拿到5万元救助金。

2021年1月30日，河南高院决定给予吴春红5万元司法救助金

“拿到救助金后，先还了二三万元的外债，付了房租，又买了一些年货，所剩已经不多了。”吴春红说，租住在县城总觉得不接地气，拿到赔偿后，他还是决定在老家建房，“那里才是自己的家，才住得踏实。”

3月8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提到吴春红投毒案等冤错案件，坚持疑罪从无、有错必纠，建议改判无罪；同时，制发错案责任追究意见，对近年来已纠正重大错案逐一启动问责程序。张军强调：“纠错不能止于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

3月9日下午，吴春红的代理律师李长青告诉华商报记者，吴春红投毒冤案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说明吴春红案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履行客观公正义务的典型案件，“检察机关既负有打击犯罪的职责，又有保障人权的职责”。

李长青认为，吴春红申请的5万元司法救助金应该不包括在即将落实的赔偿中，“赔偿不应该划扣这部分资金，因为司法救助金是赔偿迟迟不能到位、对吴春红眼下的困难实施的临时性救助”。

对于张军检察长提出的“检察机关既负有打击犯罪的职责，又有保障人权的职责”，李长青说，以前很多案件都是平反后赔钱了事，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冤假错案应依法追责，区分故意和过失，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根据责任大小给予不同的处罚，从行政纪律责任到刑事责任。”

3月9日下午，华商报记者与吴春红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

华商报：你的案子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了，你听说了吗？有什么感想？

吴春红：听说了。3月8日下午，女儿看到相关报道后，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将报道发给我看。我们的司法在不断进步，给我平反昭雪，我很高兴，也很激动，看完报道我就哭了。

华商报：在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最高检检察长张军说，“纠错不能止于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你怎么看？

吴春红：对我的案子非常重视，我希望赔偿问题尽快解决，也希望相关部门启动责任追究机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华商报：获得自由快一年了，是否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吴春红：我在监狱呆了将近16年，出来还不到一年，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生活。16年来县城变化太大，很多地方不熟悉，很多路叫不上名字，分不清哪是哪。眼病一直没有看好，出门还要孩子带。骑自行车出门，总感觉车一路斜歪，向一边偏；去超市买东西，总感觉价格贵，舍不得买。

在女儿和儿子的指导下，智能手机一些简单的功能我可以使用，比如用微信聊天、打电话等；太复杂的还是不会，我现在仍不会使用微信的转账、支付功能。

华商报：2021年春节是你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怎么过的？

吴春红：家里的房子不能住了，无罪获释后，最初我和他人合租在县城一处小院，春节前房东收回房子，我就临时借住在亲戚家里。

2021年春节我和孩子们回到老家，和父母一起过节。节日里，或者和父母聊天，或者拜访亲友，非常开心。父母都七十多岁了，母亲身体还好，父亲有糖尿病、哮喘，身体不是很好，冬天都不怎么出门。

春节期间，吴春红和家人合影

父母有三个儿子，我是老大；二弟在广州务工；三弟身体不好，之前为了我的事忙于奔波，几年前不幸病逝。

春节期间，我准备给父母买身衣服，最后又怕买不好，就给父母每人封了个红包，让他们看着买，父母很高兴。

华商报：最近做些什么？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吴春红：眼睛和身上的皮肤病（银屑病）一直没有看好，一直在吃药治疗。现在司法程序还没有走完，赔偿还没下来，人还一直吃着劲，到时生活恢复正常了，看身体能否恢复好一些。

我50多了，在监狱呆了16年，感觉骨质都松了，还没有动就浑身出汗。2020年底，我曾去民权县一家板材加工厂应聘，但到现场一看，那里的活我根本干不了。之后，在广州务工的二弟又给我找了一份家具厂的活，但对方要健康证，我身上的皮肤病办不了健康证，只能作罢。现在我在家就是看看手机，或者出去溜达溜达。亲戚开了一家饭店，忙的时候，我会过去帮帮忙，不忙的时候，就不去了。

华商报：春节前你向河南省高院申请了5万元的司法救助金，当时是什么情况，申请过程顺利吗？

吴春红：无罪获释后，我没有生活来源，加之赔偿没有下来，老家的房子不能居住，需要在县城租房，还要赡养父母，经济非常困难，所以向河南高院申请司法救助。

申请过程非常顺利，村上、各级政府都很支持，很快就拿到了5万元司法救助金。拿到钱后，我先给亲戚朋友还了二三万元的外债，剩下的用来付房租、过年、看望亲戚朋友，基本花得差不多了。

华商报：现在还有多少外债？

吴春红：还有二三十万，都是借关系好的亲戚朋友的，赔偿款下来后，我会及时还给他们。

华商报：赔偿申请复议的事情有没有进展？

吴春红：春节后，李长青律师给我女儿打电话，说赔偿复议的事情会尽快办理。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赔偿是河南高院作出的262万，除了给儿子买房、结婚，还债，在老家建房、治疗眼睛和皮肤病，基本不会有剩余。我相信最高人民法院会公正公平处理此事，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河南高院赔偿的262万元合理，我也乐意接受；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河南高院给的赔偿过低，愿意给我涨点，我也乐意接受，我只要求一个公正公平（的说法）。

华商报：春节期间有没有见过受害者家属，两家人有没有就今后友好相处进行沟通交流？

吴春红：我没见过他们家人，也没打听过他们家的事。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在监狱遭受的罪，没有人能够替我承受。我还是希望面对未来，一天天好起来，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华商报：近期有什么计划？未来有哪些打算和规划？

吴春红：现在没什么打算，就是自生（娱）自乐吧。赔偿没下来，很多事情没办法规划。儿子26岁了，还没结婚；在县城住，总觉得不是自己的家，总觉得不踏实。赔偿到位后，除了给儿子在县城买房子、成家，我还是想回家把老家的房子翻建好，在老家居住还是接地气、踏实。

至于2020年底申请的5万元司法救助金是否包含在今后的赔偿中，吴春红说，此问题相关部门并未说清，“届时是否在赔偿中扣除，我也不知道”。

华商报记者 陈有谋 编辑 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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